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的冬春之交，南昌他們來到了這個市區中學的操場上，騎着自行車。這所中學坐落的街區上，有着許多梧桐樹，落了葉，裸出壯碩的枝杈，在空中交錯伸展。日光就從上面照下來，投在地上疏闊的影。南昌他們一行自行車，就是從這影里駛過來的。
你很難想象經過了一九六六年的狂飆之後，這城市還會有這樣清爽的面容。可真是這樣的，而且，革命洗去了鉛華，還它一些儿質樸，似乎更單純了。街道和商店的名字換新了，新名字有股幼稚勁，比如“反修”，比如“紅太陽”，比如“戰鬥”，直白至此，倒有幾分胸襟。櫥窗里的擺設從簡了，幾乎沒有裝飾，商品也是最緊要的几樣衣食，出於風趣的性格，這些物品都擺出些噱頭，比如，水壺和書包搭在一起，有一種遠行的意境，藥品邊上放一具紅十字醫藥箱，是大眾服務的志向。也是稚拙的，但是，卻散髮出俄國知識分子民粹派運動的氣息。因為誰也不會相信，一個社會的思想會簡單至此，除非是出於某種理性的選擇。昔日大幅的電影廣告欄里，現在是標語的大字。電影院自然還是拉着鐵柵欄，門庭冷落。行人的裝束顯見得是寒素了，這倒無大礙，寒素就寒素，問題是胸襟上的一枚像章，很有點滑稽。這城市的人多少都有點都會氣，談不上有什麼信仰，如此虔敬地佩戴着這枚像章，難免流露出嘲諷的意味，其實他們是嚴肅的。大約也因為此，這城市的革命弄不好，就弄成了鬧劇，就像運動開初時的“除四舊”，你看滿街疾走着褲腳剪開，手提尖頭皮鞋的赤足人。還有三輪車——這是最有趣的了，車上的摩登男女，如今披頭跣足，神色悽惶。好比是戲劇中的諧謔段落，動機忽一轉換，鄭重的氣氛就變得輕鬆起來，可是，內中嚴峻的實質還是存在着，由於它在，才能和表面的戲謔形成幽默，否則，就不過是瞎胡鬧了。這種酷烈的內質，一旦翻上來，那就令人瞠目結舌。就比如與“除四舊”接踵而來的抄家、游斗，甚至於，從沿街的高樓墜下來的自盡者，這就帶有血腥氣了。這城市笑不出來了，因為它雖則是淺薄了一些，但決不是輕浮，它以意外的沉默藏住惶悚不安。不知哪一天開始，有一些門扉上貼出了蓋有紅印的告示，告之某人因受錯誤路線迫害去世，現給予平反昭雪。這告示似乎對這城市觸動不大，並沒有喚起對公正的信任，相反，它使得世事翻手為云，覆手為雨，更沒準頭了。這城市有足夠的洞察力，洞察的不是曆史那樣宏偉的東西，而是世道人心。在此，戲劇從諧謔的部分走出。回復到全面性的正劇色彩，那不正經的部分作為對待事物的態度一種，儲存在那裡，預備我們需要時來採取。這城市持續着的沉默，並不是那樣凝重的，多少含有一些儿學乖的意思，也就是審時度勢。這一段沉寂的日子，同時也是喧囂的，大串聯將全國各地的少年學生帶到這裡，水似的漫流。此時此刻，夜晚弄堂里的搖鈴人，聲聲告誡的“火燭小心，門戶當心”，就格外的有含意了。你會覺得，這城市警醒得很，而且，守持很嚴。好，現在，大串聯的人流退潮了，革命暫時間塵埃落定，小學積壓了一年多的畢業生按居住地段分進了中學，中學積壓的畢業生還沒有去向，所以就依然留在學校。這種積壓使得學校、街道，以至於整個社會突然間壅塞了少年人。學業已經中斷，學生運動也消停下來，這些少年人猝然驚醒，發覺身處於一個漫長的假期之中，不知什麼時候開始的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。
南昌他們幾個，都是在這城市邊緣或者郊區的寄宿中學就讀，那大多是高等院校的附屬中學，全市範圍內排名前列，高分才能錄取，同時呢，緣于某種政策，也適度收錄了這城市里所謂高級幹部的子女，南昌他們就屬於這類學生。他們原先是有些屈抑的，由於成勣算不上最優等，生活習慣比較簡樸，甚至於，說話還帶鄉土口音，因為方纔從老家出來不久，或者家中有一位山東老奶奶。當然，他們也帶來新的格調，比如，說普通話的風氣，這些學校不流行滬語與他們有些關係。他們的被服用品多半出白軍需和供給制度，樸素里就捎帶有特權的意思了。但總的來說，他們聲色平平，要一直等到一九六六年夏天，這場革命起來，突然間，他們成了主角。就在某一天里，他們這些人，齊刷刷地穿上了軍裝，顯見得是父親的舊軍裝，領口有軍啣領章的印記，洗白的布面，肥大的腰身和褲管，攔腰系一根皴了皺的牛皮帶，臂膀上套着紅袖章，上書“紅衛兵”三個大字。此時，尚無派無別，“紅衛兵”天下一家，像南昌他們，理所當然子承父業，帶領起革命的潮流。平時不打眼的黃巴巴的小臉，驟然間容光煥發，個頭都長了，也正巧是發育的年齡，精神受了鼓動，長勢就蓬勃。他們一個個變得能說會道，而且言語風趣，連表情也生動起來。他們成了校園里的著名人物，辯論、批判、鬥爭、大字報，都由他們發起。就像一種遺傳的秉賦，他們似乎個個是天生的政治家，把得住革命的脈搏，當然，也得天獨厚，預先了解動向。每個學校都是這伙人起事的，提出的口號也差不多，運動的方式也差不多，所以，這無政府的時代，就好像有組織有計劃地來臨。很快，他們就將運動推廣到校際之間。這些人，彼此好像是親戚，又好像同屬教派中的一門，一旦見面，只需言語幾個回合，就對上口令，認識了。於是，這支軍綠色的隊伍很快匯合起來，到八月十八日那天，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接見紅衛兵，這裡的紅衛兵也從大街小巷往人民廣場奔騰，真的是滾滾的“鐵流”。
然而，這輝煌的一刻轉瞬間成了曆史，乾坤顛倒，他們的父母成了革命的對象。正了那句話：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，他們創造的血統論，正好用來反對他們自己。於是，熱情變為憤怒，但依舊保持着同樣的激越。他們加入進大串聯的人流，卻是這盲動的人流中清醒的警眼。他們的目標很明確，北上，去到政治中心首都，希望在那裡找到答案。可是，茫茫北京城，答案在哪裡呢？他們去到中學、高校、研究所、政府機關看大字報，開始還有點新鮮勁，因大字報的章句口吻，就像是了解內情，所用的理論也很高深。可看多了，又覺得不過是口氣大一些，這些墨汁淋漓的大字就叫他們看花了眼睛。他們在北京的校園里徜徉，北京的校園氣魄可是大，如此遼闊，紅牆綠柳，往來着的同樣是軍裝，可作派卻大不同。腰里並不系皮帶，就這麼松垮着，很顯得瀟灑。軍帽也是有戴無戴，發式理成平頭，說的普通話是清脆的。最重要的，他們往往騎着自行車，燕子般地剪着車輪，飛快地翩過去，忽又一剎，停住了，並不下車，只是一隻腳點地，站一時。還有的，騎着騎着，后車架上忽跳上一個人，或者，一隻手脫開把，人跳上了前車杠，斜坐着，再繼續向前。革命的風度多麼不同啊！他們大多有一些叔叔伯伯的關係，就寄希望在那裡能聯絡上北京的同志。至於答案，他們似乎已經放棄，這京城有一種別樣的氣質迷住他們了。一種什麼樣的氣質？宏大，堂皇，儼然所代表的曆史的正傳，恰是他們所屬。他們去到那些國家部委里，看見他們所尋找的叔叔伯伯的名字，被七顛八倒地寫在大字報上。倘若競能夠找到叔叔伯伯的家，又大多是空巢，小孩子都不知上哪裡去了，院裡邊也有些着軍服的少年人，騎着自行車從他們身邊駛去，好像沒有他們這些人似的，令人不由地畏縮起來，深感是來自遠地的邊民。結果，他們並沒有和這政治中心聯絡上什麼關係。但是，他們也不是完全一無所獲，他們帶回了一個組織的名字，就是“聯動”。